母亲节丨蒋蓉：坎坷一生话母亲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坎坷一生话坎坷
母亲节时忆母亲
作者：蒋蓉
大学时代的母亲
01
1977秋，在川维厂当工人的我回家探亲。一天，意外地收到一封陌生的信，是我从未谋面的外祖父委托香港友人寄到成都五舅爷（母亲的五舅）家里，他转寄到我们家了。五舅爷家的宅子是祖传的，地址一直没变（直到近年城市扩建改造，才拆迁了），失联近三十年的外祖父只能先找到他。那封信没有更多内容，主要是打探我母亲的下落。
看过信后我心里很害怕。长期以来，台属这顶帽子已经把外祖父变成了“青面獠牙的敌人”。小时候唱过这样一首歌：
台湾岛啊我的故乡
充满血泪心酸
乌云刚散开
浓雾又弥漫
苦难跟着苦难
台湾岛啊要反抗
黑暗的统治不会长
拨开云雾赶走豺狼
一定要你见太阳
虽然我并不知道外祖父的具体身份，但那时的我心里认定，他属于“乌云、浓雾、黑暗和豺狼”。
当时，我哥哥已决定参加刚刚恢复的第一届高考，正在煤矿里紧张地复习备考。父母下班回到家，我把信交给了他们。他们拿到信当即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组织”，还专门跟我打招呼，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哥哥。母亲给五舅爷回了一封信，很绝情地指责了她的长辈，说以后这样的信请他不要再转过来。
几个月后，我哥哥考上大学回到西南师院，我悄悄把这件事告知了他。那时候，哥哥经过了三年知青和六年矿工的底层生活，很多传说中的苦难都成为了他的亲历，他还结识了一些当时很有见识的朋友，看过了一些在学校读书时没有接触过的书籍，因此对很多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全新理解，对外祖父这件事的态度和父母亲也完全不一样。哥哥问我还记不记得地址。很遗憾，我拿到信的时候，有些像手里抓着一颗“咔嗒咔嗒”响的定时炸弹，心惊肉跳的，没想过要记下地址。哥哥痛心疾首。我们都以为从今往后再不可能和遥远的外祖父有任何关系了。
1978年，我和我弟弟同时考上了川大。去学校报到前哥哥悄悄嘱咐我，到了成都去找五舅爷把外祖父的地址要来。这件事让我非常为难，母亲回复五舅爷那封不近情理的信，深深伤害了她和五舅爷之间的亲情，我们贸然前去，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尴尬局面，被五舅爷拒之门外也未可知。不过我还是答应了，我内心此时也有了和哥哥一样的愿望，那就是想方设法找回我们并未见过面的外祖父。
五舅爷和五舅婆
一个周末，我和弟弟鼓足勇气去了五舅爷家。事先，我们还做了缓和气氛的准备，从生活费中挤出一些钱来，买了当时比较高档的点心去孝敬老人家。跨进门，我们刻意堆满一脸表达歉疚的笑容，撞在了五舅爷冷冰冰的面孔上，碎一地，脸上只剩下了似笑非笑的尴尬，冻在了门边。我们打招呼他爱理不搭，就像不认识我们似的，和武斗期间我们见到的舅爷爷判若两人。还是舅婆热情地招呼我们，我们才有了个台阶，移步进屋内坐了下来。舅爷爷不依不饶，毫不留情的冷嘲热讽一串一串钻进我们的耳朵，令我们如坐针毡。小表舅见状，把我弟弟叫出去了，我在怒气难消的舅爷面前耷拉着脑袋坚持，没有赌气离开。等五舅爷发完脾气，我才开口说话，委婉地告知舅爷我母亲这些年的遭遇，解释并不是母亲绝情，而是被运动搞怕了。五舅爷是我外祖母的亲弟弟，与母亲还是血肉相连的，母亲的遭遇自然得到了他的深切同情，1968年躲避武斗期间，母亲告知舅婆却不让我旁听的那些悄悄话，估计五舅爷也是知道的，他缓和下来，留我们在家里吃了饭，又拿出外祖父的另一封信交给了我。
我拿到信后立即寄给了哥哥。他考虑了好久，决定自己给外祖父写回信。那时，国内政治氛围已经有所松动，但对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通邮会不会检查，信件会不会被扣下，谁也不清楚。一个多月后，我哥哥意外却符合期待地收到了外祖父的回信。这个消息他最先告诉了我。
往返两封信后我们商量，决定还是让父母知道，哥哥将外祖父的两封信拿回家，给父母看了。结局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家里发生了超强地震，父亲暴跳如雷，痛骂我们兄妹这是打算把他害得家破人亡，坚决要我们立即停止通信。历经多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母亲已如惊弓之鸟，她在父亲暴怒之后给在川大读书的我写了一封信，痛斥：辛辛苦苦养育你们这么多年，这就是你对我们的报答吗？读信，我涕泪横流，为母亲痛和为自己屈。
父亲的反应我们没打算过多理会，而母亲的内心矛盾我们是理解的，几十年音讯全无，日子过得并不幸福的母亲，对自己娘家亲人不可能没有思念，可这种思念以及思念带来的某些情绪，母亲绝不能有半点流露，稍不慎，我们全家或会面临灭顶之灾。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家各个方面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年轻，对于变化比老一辈敏感，对于未来的期待比老一辈强烈。在哥哥的劝说鼓动下，母亲终于提起笔来。
母亲给外祖父的第一封信是背着父亲写的。此后，大约每两个月有一次信件往返。再往后，政治环境日渐宽松，而且也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父亲慢慢就习惯了，还先后两次让母亲请台湾的二姨帮他买书。到1990年代，母亲的两个继母和五姨、二舅、二姨父等先后来大陆同母亲见了面。最遗憾的是母亲一母所生的妹妹——我的二姨，1997年回国旅游到了广州，打电话告知我准备前往珠海同我母亲见面。可是母亲1996年随哥哥到了国外，她们失去了相见的机会。如今她们姐妹都去了天国，祈愿她们在那里重逢，弥补几十年的遗憾。
02
我母亲还是幼童的时候，就随她的父母去了沈阳。70年后，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刚到沈阳时的情景：那是北国雪花大如席的季节，先一步到达的外祖父来火车站接妻女，凛冽刺骨的寒风把来自南方的小女孩吓坏了，虽然穿着全部的御寒衣服依然冻得瑟瑟发抖，外祖父把她抱起来裹在自己的大衣里，那一瞬间父亲的体温和慈爱，让感受父母亲情温爱不多的母亲回味了一生。
“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沈阳的上空子弹横飞，第二天我母亲去上学，就见到全城满大街都是日本兵了。当时母亲在沈阳二小读书，放学回家路上迎面见到一个日本兵，爱国的小学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她义愤填膺无所顾忌地指着日本兵骂了几句。也不知那日本兵是听懂了还是被小学生的态度激怒了，端着枪追过来。小学生吓坏了，一路狂奔冲回家，将大门紧紧关闭，半晌，惊魂甫定……在我们后来看到的电视剧中，事件发展逻辑一般是这样的：日本兵直接举枪打死小学生；若是一路追赶，到了小学生家门口定会破门而入，开枪或端起刺刀宰杀牲口一样让小学生倒毙在血泊中。但是在母亲的亲历中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小学生逃脱了。伪满洲国成立后，我母亲随外祖父撤回关内，在北京、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外祖父到西安、桂林等地任职，把她送回了成都。
母亲的生母，我的亲外祖母姓戴，名逸仙，她生于一个没落的满人贵族大家庭，属正白旗。外祖母家到了她父亲那一辈已经衰败，剩下的一点“余威”是外祖母的三叔在四川某地任盐政官。外祖母是满人贵族家的女儿，虽然家道已经中落，但就像中国那句老话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家底还是有一些。她之所以嫁给当时还算穷人的外祖父，是因为外祖父在成都读书期间寄宿在外祖母家，外祖母的父母看外祖父聪明、勤奋、好学，人又长得英俊，就把外祖母许配给了他。想来，外祖母的父母还是有些远见，因为如此，外祖母才没像老舍笔下的那些没落的旗人妇女一样，或沦为富人家的保姆，或沦为洗衣妇，或沦为妓女。外祖父后来带给她的是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
中年时期的外祖父
外祖母去世早，母亲对她的记忆也很淡远，母亲说，外祖母去世的时候，幼小的她甚至不知道那是生离死别。外祖母二十六岁时在沈阳因肺病去世，当时我母亲还是幼童，二姨则刚出生不到三个月。母亲只记得外祖母快要落气的时候，外祖父扶她坐起来，气若游丝的她拉着母亲的手，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说，凤姑，你要听婆婆的话啊……
外祖母这里说的婆婆，是我外祖父的另一个母亲。外祖父的父亲兄弟俩，两家人只有我外祖父一个男丁。为了使两弟兄都有后，我外祖父就成了两弟兄共同的儿子，叫做“一子双挑”，这种情况从前在中国是很常见的。外祖母说的婆婆，实际上是我外祖父的婶娘（亲娘已经殁了）。这个婆婆住在外祖父家里，一直到去世。
外祖母临终时为什么不嘱咐母亲“你要听爸爸的话”，是因为她对外祖父怀有怨恨。外祖父人给了外祖母衣食富足的生活，并不等于也给了她长久的幸福和内心的宁静。外祖父长像英俊才华出众风流倜傥。到沈阳后，他认识了一个杨姓成都籍青楼女子，是被人拐骗到沈阳的。外祖父很同情她的遭遇，常常去会她，外祖母就这样被冷落了。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加外室和上青楼，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外祖母无法责怪外祖父。作为一名大家闺秀，她不能像个小市民妇女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也不能像当时的一些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新事物的女性那样去追求独立自由。远离娘家极其孤独的外祖母，只能暗自怄气伤心，同时，她也很不适应北方的严寒，没两年就得了肺病这个当时的不治之症。
外祖母去世后，外祖父娶了杨姓女子填房。
按照满人的风俗，我外祖母去世装棺后要在寺庙里停放一年才能下葬，但那时外祖父公务非常繁忙，一直在全国各地到处奔波，没顾上外祖母的下葬事宜。“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外祖父带着家人随政府机构一起撤回了关内，外祖母的遗骨就被孤零零地扔在了那座寺庙里。母亲后来和哥哥摆龙门阵时告知，杨姓外婆虽然是个青楼女子，却也有侠肝义胆的一面，回到成都一年多以后，她独自一人舟车劳顿长途颠簸，风尘仆仆跑到被日本人占领的沈阳，打算去寻找我外祖母的遗骨并带回老家，但可能因为时间太过长久，我外祖母尸骨无存了。
杨姓外婆没有生育，而我的外祖母又只留下两个女儿。中国的传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使郑家不断香火，杨外婆决定为外祖父纳妾。她选中的人是我外祖母的一个远房叔伯妹妹戴慕容。戴姓姨婆婆当时才十四岁，只比我母亲大几岁，常常跟我母亲在一块儿玩。按戴家的辈分母亲该管她叫姨娘，很巧合，她嫁给外公做姨太太，母亲在郑家仍该管她叫姨娘。1990年夏，姨婆婆从往返香港珠海的轮船上走下来，母亲终于在隔绝了四十余年后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娘家的亲人，她们相拥在一起，泪流满面。
娶杨姓外婆为妻令外祖父始料未及的，是她脾气暴躁。她跟外祖父正式结婚后就几乎没有断过大吵大闹，还动不动就舞刀弄棍的，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听我母亲讲有一次杨外婆和外祖父外出，刚出门就不知为什么吵起来，她满腔怒火腾腾腾地冲回家，进门看见我母亲，抓着她的胳膊就一阵撕咬，好似一头复仇的母狼。若不是母亲的婆婆拼命护着，胳膊上的那块肉就很可能就保不住了。这样一个暴脾气的继母让外祖父万般无奈，只好将我母亲和二姨分别寄放在他的朋友家里。
左 文姓外婆；右 戴姨婆
杨姓外婆回到成都后不几年，也因肺病去世。这时外祖父的职位已经较高，常常会出入一些高档次的场所，需要应酬。姨婆婆虽然非常漂亮，但没什么文化，那些场面上的应酬她可能对付不了，因此，外祖父在杨姓外婆去世后没有将她扶正为妻，而是另娶了一位姓文的小学校长做正房。从此，外祖父就在这两位妻子的陪伴下度过了一生。外祖父在外任职，轮流让她们中的一个跟着，另一个留在成都家里，直到1947年因职务调动迁往台湾，才把她俩一同带走了。
从小失去生母的母亲，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却并不快乐，她的三个继母之中，姨婆婆最为厚道。姨婆婆与母亲原本有一些血缘关系，又算得上是小时候的玩伴，因此，家中但凡她儿女有的，我母亲也有一份。由于姨婆婆在家中只是一个姨太太，她能做主的事就比较有限。
抗战时期为躲避战乱，文姓外婆带着全家在川西一个叫水磨沟的农村住了相当一段时间。外祖父随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长期不在家，这段时间母亲几乎就成了佣人，喂猪、带继母生的弟妹、干各种家务杂活。只有外祖父回到家里的时候，她才能恢复大小姐的身份。外祖父并非不心疼这个从小就失去亲娘的大女儿，他每次回家都会带给她各种礼物，我母亲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外祖父穿梭于滇缅的时候，曾经从缅甸给她带回一件天蓝色的呢子大衣，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述这件事。想来，不仅仅因为当时尚年轻的母亲跟所有同龄女孩一样喜欢漂亮衣服，更重要的是，幼年丧母的伤痛在逐渐长大的日子里慢慢凸现出来了，亲生父亲不能常常在身边呵护，那些礼物就成了我母亲最为珍视的父爱。
母亲童年时获得的奖章
我母亲天资聪慧，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优等生，还获得过成都市一个儿童竞赛的铜质奖章。高中毕业后，文姓外婆以家中经济不宽裕为理由，不让她考大学，母亲被迫做了小学教师。抗战胜利后外祖父回到成都工作，我母亲才得以参加考试，进入四川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家中佣人和大小姐身份反复转换，这种巅峰谷底的生活让我母亲深感压抑，她非常迫切地想要离开这样一个关系复杂又让她感觉温暖不多家庭。
1947年外祖父职务变动准备带全家去台湾时，她刚刚进入大学不久，她当然舍不得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正是让她脱离那个关系过于复杂的家庭的充足理由，同时也因为她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就选择了不跟外祖父走。原以为外祖父调离不过是和以前一样，在外面工作而已，久不久还是可以见面的，一别成永诀的结局是他们谁也没有料想到的，那以后，我母亲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二妹和其他一些亲人。
大学时和同学们合影，左二母亲
母亲的这一决定，埋下了她大半辈子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成为长期“运动员”的伏笔。1950年代初，母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在川西行署当文化教员，和部队一样实行供给制。以为从此获得革命身份的母亲并没有兴奋多久，很快，她在三反运动中被诬陷贪污了五元钱团费。我母亲一不是团员，二不是财务人员，就算她有贪污的心，也没有任何机会能拿到钱。事实上，如果仅仅以母亲的家庭出身为由开展对她的公开批斗，恐怕理由不充分也不能服人，时值三反运动，安一个贪污团费的罪名让她挨批判做检查，让她深刻认识自己反动家庭出身这个原罪，搞清楚自己的地位，从今以后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这种方式估计也是那个时候，让这类出身反动的人老老实实服从领导的有效方式。贪污之事不了了之，从那以后，每逢重大政治运动，不论母亲多么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却没有哪一次她能躲过被审查，盘问和写交待，尽管海峡成为铜墙铁壁后，她对自己的父亲和家庭，已经一无所知。
03
1968年重庆第二次武斗高潮，我们全家再次外逃，到成都后住在杨姓外婆的妹妹（我们叫九姨婆）家，时不时也去五舅爷家坐坐，吃顿饭。一次在五舅爷家，母亲和舅婆躲在厨房里摆龙门阵，我隐约听见她们在说什么三青团……有人揭发……什么的。就凑了过去想听个明白，还没靠近她们身边就被呵斥：大人说话，你走开点。虽然我没听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三青团、揭发”这样的字眼和母亲联系在一起，已经叫我心惊胆战，那以后我就觉得家里要出大事。返回重庆后，我的担心果然被证实了。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三青团的全称是什么，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认为三青团就是身穿青衣头扎青巾面蒙青布，翻墙上房搞暗杀，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可怕特务组织！我无法相信那么弱小多病从不惹事生非的母亲，会是一个凶恶的特务。可在成都偶然“窃听”到母亲和舅婆的龙门阵片段，如影随形，我在怀疑和恐惧中等待变故的到来。
这一天始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母亲被“挂起来”了。“挂起来”就是停止工作——其实那时也没有正常的工作，所谓工作就是参加系里全体师生的政治学习、开批判会等等，也不发工资，每月只能领取二十元基本生活费。被“挂起来”的“牛鬼蛇神”每天集中在一起，或交代“罪行”，或劳动改造；遇到批斗大会，则全体挂着黑牌子站在台上弯腰低头，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问题严重”的，晚上不让回家，形同拘留。
我母亲并非本人有现行的反革命行为，因此还没被划归为“问题严重”的一类，吃饭和睡觉的时候可以回家。回到家里，她常常把自己反锁在我们家用作储藏室的那间非常阴暗的小屋子里，吃饭也不跟我们在一起。每天晚上吃过饭，她匆匆洗漱一下就躺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捂起来。有一天，中文系文革初期和她关系很好的刘老师来我们家，在母亲的床边坐了好一阵，讲了一通“悄悄话”，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只从门缝里看到，母亲裹得严严实实的被子在不停地抖，但没有任何声音。
那段时间，母亲几乎变成了哑巴，她不说话，家里也没有人跟她说话，在我的记忆里，家里就和没人一样静得瘆人，我唯一想得起来母亲说的一句话是：“你少给我做脸做色的”。母亲是在骂我。
母亲“挂”起来以后，我内心一直怨气冲天，本来，我的家庭出身还有些含混不清，母亲这一“挂”，直接就把我挂进了黑五类子女那个被人蔑视的群体；母亲让我在同学们面前无比自卑抬不起头来。还好那时学校管得不严，在不在学校待着都自愿，我觉得在学校没脸待下去，刚好那时没人管家了，我就回家做了全职煮妇，全天候料理家事。
母亲没有工资，父亲每月领了工资就放在立柜中一个小小的旧皮箱里，由我自主开支。虽然我对母亲成了“牛鬼蛇神”心存怨怒，但客观上还是认认真真地照顾了母亲。1967年初，母亲美尼尔氏综合征第一次发作，后来，我们一直在用打听来的偏方为她治病，偏方很多，我们采用的是老母鸡炖中药材。那时，我每星期要去农贸自由市场买一只鸡。记得有一次，我提着鸡往家走，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过来问我，小妹儿，你买的鸡好多钱一斤？我老老实实回复了，她把脸一沉，大声抱怨，哼！再贵都有人买！那意思好像是我把物价抢贵了。
一天中午，母亲劳改回来，拿了张小凳子坐在小房间门口，我是家里管事的，买菜煮饭洗衣打扫卫生都归我。对母亲，怨归怨，该我做的事却没有落下一件。见母亲浑身泥土回到家，我赶紧给她煮了一大碗面条，端出来递给母亲的时候，我却阴沉着脸，动作也有些摔摔打打的意思。母亲就骂了我。我不服，心想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资格骂我，就口无遮拦地顶撞母亲，顶撞完了还觉得委屈，返回厨房里仍然摔摔打打的。等我摔打完再次出来的时候，看见了一个让我后悔一辈子的场面，母亲端着那碗面一口没吃，正在无声地抹眼泪。我的眼泪刷地就涌了出来，转身回到厨房大哭了一场，心情极其复杂。虽然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母亲是无辜的，但母亲默默无言的泪水一点一点融化了我心中积攒的怨恨，自母亲被“挂”在“牛鬼蛇神”的队伍中以来，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对不起母亲。很多年以后，每每回忆那个场面，我都无法控制自己悔恨的泪。
那时的我虽然不到学校去了，还挑起了照管全家生活的担子，却从未体谅过母亲，不过那时，母亲的情况在我心里的确是一本糊涂账。我进中学时年龄相对比较小，父母没让我积极要求进步写什么入团申请书，就没告知家庭的详细情况。因此，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全家是内控对象；不知道台湾的外公有什么样的身份；也不知道母亲自解放以来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盘查监控。我看到的只是眼前发生的事，母亲没有工资了，还得天天去劳改。情绪低落的我，不要说体谅安慰母亲，我自己满心的怨愤也无处宣泄。
我每天早上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察母亲穿什么衣服。倘若母亲穿着那件很破旧的黑呢子大衣出门——破衣服是母亲去参加劳动改造的标志，我站在门口望着母亲渐渐远去的瘦小身躯，会感觉自己也慢慢地滑入了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阴云里。倘若哪一天母亲换上另一件半新的黑呢子大衣，就开始想入非非：母亲的问题解决了，不再是“牛鬼蛇神”了，可以正常地跟革命的师生员工一起参加政治学习了，等等，然后兀自产生一种驱散乌云见太阳豁然开朗的兴奋。我并不知道母亲穿好衣服出去有可能比穿破衣服的情形更糟：穿破衣服还只是去扫马路、扫厕所或干别的什么体力劳动，穿上好衣服则完全可能是站在一个什么台子上，挂着黑牌子低头弯腰被革命师生员工批斗、谩骂和侮辱。我的白日美梦不能把母亲从“阶级敌人”的队伍里拯救出来，事情的发展也决不会以我的意愿为转移。我只能每日在自己的猜测中苦恼煎熬，在希望和失望的波峰浪谷中跌宕挣扎。天天企盼祈求母亲回归革命队伍，而我的愿望不过是一个一个五彩的肥皂泡，极其炫丽地从我眼前飘飞过去，无声无息地碎掉。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们下乡远离父母的时候，还没有结束。我们下乡后，母亲被送到地处嘉陵江对面的北碚东阳镇夏坝中学，在那里集中劳动改造，还在读小学的弟弟，有时周末乘坐渡船过江去探望一次，送些日用品给母亲。
母亲当年集中劳改的地方，破破烂烂的校舍已经焕然一新
1990年戴姨婆专门从台湾回大陆来看母亲，闲聊中母亲倒没怎么提及她这几十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姨婆婆说他们在境外，对国内这些年发生的事也早有耳闻，母亲不说，她也能想象到这么多年母亲是怎么艰难度日的。她歉疚地对母亲说，我们过的倒是好生活，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遭了那么多罪……。不过我想，他们在外面的人无论怎样放飞他们的想象力，也涵盖不了母亲如许多年的艰难历程和内心苦痛。
我和哥哥上山下乡离家的那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了，摸黑开门出去的时候，母亲睡在里间只说了一句“路上小心啊”。母亲没起来送我们，她的那句话也听不出有什么伤心的情绪，一方面她没有权利走出西师的校门；另一方面，当时她确实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应该向党赎罪，而自己的儿女“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也是对党忠诚的表现，所以不应该有什么难过。其实，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母亲难过还是不难过，因为我们都没有进里间去跟父母当面道别。
母亲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后期，二十多年间饱受磨难，而我们看到的，是她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需要改造的人；自始至终都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跟母亲探讨过她的心路历程，母亲去世，把许多深藏于心的东西永远带走了。
04
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文静内敛的人，我们小时候从未挨过她的打骂，她也从未对我们有过什么要求，这并不是说母亲对我们的成长没有任何付出。比如我小时候特别不爱整洁，睡觉时，常常把脱下的衣服团一团，扔在床角了事。母亲并不骂我，她只说，你看看你哥哥，他睡觉时脱下来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边椅子上，你一个女娃娃，不能那么邋遢，以后遭人嫌弃。哥哥从小学习好守纪律，一直当学生干部还年年评三好学生，恢复高考以后，他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母亲一辈子都以她的大儿子为傲，可她却从未有过偏心眼，单独给哥哥额外的任何物质奖励。倒是对弟弟母亲愧疚了一辈子，因为大炼钢铁，他1岁左右就被送进了幼儿园全托，母亲认为自己给予弟弟的母爱太少，是一种无法弥补的过失。
对于我们的缺点，她不打不骂却能迅速让我们自省自悟。三年饥饿时期，父亲去了成都编教材约两年，弟弟在幼儿园全托，在食堂吃饭的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时，饭量最大的是哥哥，他是男孩又正处于长身体需求特别旺盛的阶段。某一天，哥哥突然提出要和我们分开，各吃各的，因为他觉得吃不饱。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一张饭卡交到了哥哥手里。
哥哥自编自导的这场剧只演了不到一天。拿到饭卡的第二天，中午食堂卖胡豆蒸饭，他把中午晚上两顿的饭一次买了，回到家端着饭锅，一边看《水浒》，一边吃饭。在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副食品补充的情况下，对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哥哥，别说五两饭，就是再加五两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吃下去，那一锅饭在不知不觉之间很顺畅地就进了他的肠胃。等他意识到锅里装的是中餐和晚餐两顿饭，已经晚了。看看残留在锅底的几口饭留到晚上也管不了什么用，就干脆吃完了事，下一顿怎么办懒得想那么多，还是先顾眼前吧。
这天中午吃了个久违的痛快过瘾，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哥哥一头栽进了噩梦之中。有了中午超过平时的饱做背景，晚上的饥饿感被放大了数倍，肚子响亮地咕噜噜叫个不停，却没有任何东西哪怕一小碗糨糊，可以倒进去暂时安抚一下辘辘饥肠。他只好坐在里屋看书，试图借此弹压饥饿那个魔鬼，可是此刻，《水浒》完全失去了中午那样的吸引力，特别是看到书中“三斤牛肉，两斤素饼”之类的描写，喉咙里都要伸出爪子来了。看书成了装摸做样，哥哥的眼睛早滑出了房间门，溜到了门外阶沿上，我和母亲正在那里用小炉子煮晚饭，哥哥的狼狈样子被我们尽收眼底。其实这件事我没有多少印象，二十多年后听母亲讲起：“还是蒋蓉心眼好，那次给我说‘妈妈，哥哥没饭吃好可怜哦，我们喊哥哥一起吃饭嘛’”。
母亲原本也没打算让哥哥饿着，不过是想借这事教育一下他，让他醒悟，明白自私的举措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吃的也是胡豆蒸饭，在我和母亲两个人的定量里加了水，采摘一些房前屋后种的新鲜蔬菜加进去，煮成了一大锅菜饭。母亲让我进屋去叫哥哥吃饭。我俩一起出来时哥哥手里捏着饭卡，走到母亲面前，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把饭卡交还给了母亲。母亲接了饭卡也没说更多话，只是招呼我们吃饭。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润物细无声”。
我们下乡离家的时候，母亲还是被“挂”起来的“阶级敌人”，连送我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到了1969年年末，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清理了一年有余，参加三青团查无实据，除了关于她家庭出身的旧有罪名之外，什么新的罪行也没清理出来，终于被宣布“解放”。
获得“新生”的母亲随即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党和领袖的感恩戴德充溢字里行间。如许多年的各种政治运动，把母亲变成了一个带有“原罪”的人，更主要的是母亲自己对“原罪”的认同，我不知道该不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描述母亲，但当“组织”宣布“解放”的时候，她确实像一个真正的罪犯经过劳动改造获得了释放一样，对党和人民的宽宏大量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母亲信中写满了感谢党、感谢伟大领袖、感谢人民给了她新生，给了她重新做人的机会，她一定要继续努力改造，才对得起党和人民之类的话。她还要求我好好劳动，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辜负党和伟大领袖的教育培养等等。
收到这封信，我哭了，百感交集。母亲那封长长的信，翻来覆去我只看到了两个字——“解放”！我内心跟母亲一样，充满了感激和希望，也觉得获得了解放和新生。那一天阳光明媚，我站在在院坝里读信，沐浴着灿烂的太阳雨，透过泪花我看到未来世界闪耀着斑斓的色彩。还以为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身上戴着沉重的铁链，头上压着某座大山”了。我和母亲都患有相同的幼稚病，其实那个年代，政治帽子一旦戴上，就像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圈”一样永远取不下来。也不可能取下来，真取了，“紧箍咒”就没用了，所以“地主”叫“摘帽地主”、“右派”叫“摘帽右派”，换汤不换药。1971年招工，我被挤出公社推荐的名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遭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05
母亲“解放”后，刚一有行动的自由，就像要把我们下乡时未能送我们的遗憾弥补回来一样，她立即决定要来苍溪看我们兄妹。她和一位老家在南充回乡探亲的同事结伴，到了南充，那位同事帮她买好到苍溪的车票，还极负责任地一直把她送上班车。
母亲来农村来看望我们是1970年初，记得那时天气还很冷。按母亲信中约定的时间，我和哥哥，还有水文九队哥哥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苍溪接她。我们这帮要好的朋友没有谁的家长来过农村，所以母亲那次来，被大家看成一件很隆重的事，就去了这么多人迎接。
从公社到县城沿河边纤路60余里，我们到达县城已经是中午时分，找了个小饭馆吃过饭，就去长途车站迎候从南充来的班车。车站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乘客。再一问，才知从南充来的班车已经到了好一阵了。母亲是第一次来，又没有任何熟人，她能去哪里呢？几个人分析了一下，如果我母亲确实是乘的这一班车，她只能待在苍溪县城里，去不了别的地方，见不到我们，她肯定会找旅馆住下来等我们。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到旅馆去查看旅客登记簿，有没有母亲的登记。我们决定先去离车站最近也是最高档的那家旅馆看看，县城里其他小旅馆都在偏僻的小巷子里，母亲人地生疏，不可能去那些地方。
母亲入住的这家四层楼旅店，位于县城边上，跟长途车站之间隔着一大片农田，当年是苍溪县最高的建筑，也是最高档的旅馆，一些县领导的农村妻子农转非后就安排在这个旅店里工作，可见这个旅店当时的地位。
那时，我们自己到县城办事或玩，只能住两角钱一晚的旅店，很多时候为了省钱还两个人挤一张小床。睡在几十个人的大房间里，油腻腻的铺盖散发出难闻的异味，盖在身上不像棉被倒像一张油光光的生猪皮，冰凉冰凉的不往身上贴，保暖效果也极差。而这个旅馆的普通房间住四个人，更高级一点的住两个人，当年招工的时候，重庆各单位来的人全都住在这里。条件好价钱当然也“好”，四人间一元钱一宿，双人间一元五一宿。我们知青一般情况下都不敢问津，我当时干一天活，只有不到三角钱。
我们几个没有沿着绕远道的公路走，而是穿过农田走捷径，在离旅馆还有一百多米的地方，我和哥哥同时看见母亲正站在旅馆的大门口四处张望。我兴奋地大喊——妈！我们像儿童时代在幼儿园看见来接自己回家的父母时一样快活激动，撒腿飞奔过去。
母亲下车后没看见我们，坐了大半天车她已经很累了，就跟着同车的人一起到了旅馆。住下后，她估计我们来了会在县城里找她，而且一定会找到旅馆来，就出来站在大门口等。她刚一出来我们就到了。
从苍溪县城到我们公社不通车，只能步行。若只是我们几个，甩开步子就走了。但有母亲同行就不一样，她已经连续两天乘坐长途班车，很疲劳，肯定不能再走，我们就跟母亲一起在县城住了一夜。当时母亲还没满四十八周岁，可是在我们眼里她已经很老了，几十里崎岖不平的山区小路对于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几个带着母亲离开县城前往浙水公社。先顺着公路走到洄水镇，再沿河边的纤路走到浙水公社新华一队的地界，从那里开始爬山，爬到跟我们生产队齐平的半坡上，走过无数窄窄的田坎，穿越许多农民的院坝，一路乡间小道，经过了新华一、二、三队和新民一、二队，就到了我所在的新民五队。下乡一年来，往返县城我们已经轻车熟路，我们走单程不过四五个小时。那天带着母亲，我们走得很慢，早上八点来钟从县城出发，一直走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了我的生产队。母亲自己走完了全程，到达后还兴致勃勃地东走走西看看，很精神的样子。
后来母亲还到过一次苍溪。事隔一年多，母亲已经十分明显地衰老了，也因下雨路滑，她从苍溪县城到我们生产队，几乎是由我和同一户插队的同学架着走完全程的。
我当知青时和母亲合影，哥哥当矿工时和母亲合影
母亲两次到农村都住在我那里。第一次时间不长，去哥哥所在的水文山呆了两天，和哥哥的朋友们一起聚餐，那是她一辈子难得的快乐时光。第二次住了一两个月，物是人非，水文山的知青已经差不多走空了，我们新民山这边比较熟的知青也走了一多半，完全没有了第一次那种热闹和欢乐。秋收时节，母亲天天帮我们煮饭，收红苕时，她还跟着一起出工，到地里捡红苕，参加一些她力所能及的轻体力劳动。有时，我们晚上去生产队开会，母亲一个人守着两间黑洞洞的大屋，一盏鬼火一样的煤油灯，就隔着墙大声同隔壁的大婶摆龙门阵，驱赶心中的恐惧。直到我离开了农村，母亲才对我说，不知你一个人那两年是怎么熬出来的，那样的房子，一个人在里面真的很惊悚。之前，母亲闭口不提，她是担心孤身一人留在农村的我害怕，不给我增添任何心理负担。
1978年我和弟弟同时考上四川大学，母亲下班回家，走到家门口听说了这个消息，她靠在门框上只说了一句话：“哎，我的腿都软得站不稳了！”母亲一辈子从未对我们提过任何要求，从不说你们要怎样怎样……你们该怎样怎样……她对自己儿女的关怀、疼惜和希冀，永远都是用这种不言之中又无处不在的浸润方式来实现的。
上大学后放暑假在家里和母亲合影
06
2001年2月14日，这一天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永远的黑色。还在1999年6月，我就被医生告知过母亲不行了。我哥哥带着儿子提前回国探亲，但那次，母亲挺过来了。哥哥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午睡，按响门铃，开门的竟然是母亲，给了哥哥一个巨大的惊喜：眼前的母亲虽然很瘦弱，但看起来精神还不错。7月20日哥哥依依不舍地跟家人辞别，心中不祥的预感挥之不去，他说隐隐觉得今后将再也不能跟母亲在一起了。离开的时候，哥哥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力地拥抱了母亲。母亲倚着墙默默地用手绢擦眼泪。这是他最后见到母亲的样子。
1999年哥哥回国和母亲合影
这一别真的成了永诀！
2001年2月14日，母亲静静地走了。前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给哥哥打电话，因为母亲的情况突然很不好，要他和母亲说几句话，我担心母亲被进医院，哥哥就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那天中午，我还喂母亲较正常地吃了饭，到吃晚饭的时候，刚喂了两口，她就突然咽不下去了，连水也喝不进去。我立即打电话问医生，医生说千万不要再给她吃，她的吞咽功能已衰竭丧失，再吃东西会呛死。哥哥在电话里叫了几声妈，母亲应了，声音虽然含糊不清但神智尚清醒。哥哥说妈你等我啊，我马上回来看你。母亲回答说好。
哥哥后来说，当晚他一直睡不踏实，迷糊了一阵子，梦见了母亲，也没有什么恶兆，梦中是和母亲在什么地方散步，还说了一些话。突然惊醒后便再也不能入睡，看看钟是他那里的五点半，翻身起来给我打电话。
电话一接通，哥哥听到我在电话这头泣不成声，我传递给他的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的妈妈已经走了!听到噩耗，泪水一下子模糊了他的双眼，悲痛中他写了下面的文字：
“妈，你到底没有等到我回来再见你一面啊!悲哉！痛哉！哀哉！妈，原谅你不孝的儿子没有及时赶回来为你送终。你怎么会走得这样匆忙，是不能原谅我在你卧病一年多的时间里未能回来照料你吗？我在万里之外也是身不由己啊。你的灵魂现在已经自由了，你能否找到来我这里的路来到我的梦中呢？就像你上路前还来到了我的梦中一样。妈，我盼着你的到来。十多年前外祖父去世时，你写的那一篇诔文，还保存在我这里。你说外祖父是“挣脱了人间的枷锁，得到了绝对自由”。你遥祝外祖父“九天之灵，安居逍遥之津，漫饮百花之露，永享氤氲之馨”。不孝子没有你这样的文笔，只能借用你的话，遥祝你的在天之灵和外祖父相逢，畅叙离别之苦，重逢之喜，共享天国的安宁。那是我们人人都要去的地方，妈，你在那边一定要快快乐乐的，再过若干年，儿子也将在那里同你相聚！”
哥哥和母亲相处最多的日子，是大学四年。入校以后他只是很短暂地住了个把月集体宿舍，就搬回了家里。之前每天晚饭后，他们的班集体活动是聚集在操场上，拿一个排球互相掂，同学们戏称打“坝坝球”。回家后，哥哥的活动改成了和母亲一起在西师校园里散步。父母在西师工作几十年，几乎各个系科都有认识的人，散步时，他们总是不断碰到熟人，久而久之，哥哥就在西师留下了一个“孝子”的好名声，熟人们有口皆碑。人们都说，蒋国辉天天抽时间来陪母亲，真是太难得了。
母亲走了，她把这一段美好的时光留给了哥哥。而今回忆起来，哥哥心里溢满对母亲的眷恋，也溢满因这美好时光永远逝去而产生的疼痛和悲怆。哥哥写了这样的文字：
曾经，每天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是抽出这么一两个钟头的时间来陪她走走，就得了一个“孝子”的好名声，现在母亲已经作古，哪怕想再看她一眼，也不可能了。当自己的亲人每天都在眼前晃动着的时候，几乎没想过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会在某一天突然到来；几乎没有想过因为有这一天的到来，应该倍加珍惜当下拥有的每一次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光。我真是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多抽出一些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在母亲卧床不起的一年多时间内，我不能端汤熬药，早晚伺候，甚至一直到她离去，都没能回去看她一眼，我算一个什么“孝子”？现在这一切再也无法挽回了，无论我意愿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换取和母亲重温哪怕一小会儿当年的散步，都根本不可能了。如果人有来生，我知道应该怎样来珍惜这样的时光了，可惜来生只是无数在今生没有了却自己愿望的人，共同拥有的虚幻憧憬！
……
从这里拾级而下是学院体育场，上面是贯穿学院的主干道，母亲和哥哥天天散步的地方
他们母子一起散步，除了天南地北闲扯以外，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捡拾掉在地上的香樟树枯枝，拿回家引火生炉子。西师大约在1987年以后才逐步安装了管道煤气，这以前，家家户户都烧煤球或蜂窝煤，空气中充满了呛人的硫磺味。二氧化硫对人的呼吸道损害很大，母亲本来就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到了冬天因气候寒冷门窗紧闭，病情就加重。母亲在西师居住的最后几年，几乎每年都有三两个月或更长时间下不了床。1986年初我到珠海以后，当年就把她接到了珠海，虽然其间她断断续续回过两三次重庆，但从那以后再也没犯过哮喘病。
烧煤球每天生炉子也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有哥哥和母亲散步时捡的枯树枝，家里生炉子引火就便当多了。那时西师校园里所有的大道小路两旁，种的只有两种树：桉树和香樟树（现在很多地方都换成了榕树）。香樟树枝干枯后，着火快，又耐燃，是很好的引火材料，所以他们只捡香樟树枝。
散步的路线，是绕着学院的体育场走一圈，然后沿那条贯穿校园的主干道返回家里。体育场四周和主干道两旁都是香樟树，每天傍晚他们都能捡上一小捆。大路边那些枯枝比较少的地方别人不太关注，也是他们母子最乐意的去处，因为无人问津，他们还能捡到不少干树枝。要是遇到刮过大风的日子，出去散步时就带上一个小背兜，风雨之后，掉落的枯枝特别多，而且常常会走着走着，就有比大拇指还粗的枯枝突然横在眼前，带给他们母子俩小小的惊喜。对于母亲和哥哥，那些平常的日子不是眼前的苟且，而是诗和远方：日复一日的散步，摆不完的老龙门阵，捡拾不尽的枯树枝，都是他们的欢乐和喜悦，都包含着母与子的关爱和亲情，还构成了哥哥记忆中永不褪色的温馨。母亲去世后，这段日子便成为哥哥心中分量最重的回忆。
2月15日，哥哥经香港回到了珠海，我们在码头接到他就直奔殡仪馆去看望母亲。
第二天母亲的遗体火化。火化前我们在珠海殡仪馆和母亲告别。我们没按一般的程序举行告别仪式，告别仪式上只有家人，母亲是个不爱凑热闹的人，我们想让她在最后上路的时刻，按照她的习惯安安静静地走。
我们跪在母亲身边，流着泪拉着母亲的手和她说了许多话。我们在母亲身上散满了鲜花和她生前爱吃的糖果，并把陪伴她走过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杂志——她读过的最后一本《读者》放到了她的身边。我们祈望在另一个世界里，陪伴母亲的只有真诚善良美丽和安宁祥和甜蜜。母亲被推出去准备送往火化场的时候，我上前拨开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母亲脸上亲了两下和母亲作最后的告别。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任性跟母亲赌气发脾气，母亲走了，才深深意识到瘦弱的母亲是多么的宽厚和善良。母亲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我，今天写这些文字，依然禁不住泉涌的热泪。
母亲去世时78周岁，这是她76周岁时的留影
母亲走的那一天，是情人节。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在这一天相聚，母亲却在这一天离去。病榻上，母亲曾对我说没有人喜欢她。母亲所指我心里明白，她的含蓄，她典型的中国式的教养，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她从来不把“爱”字直白地表露出来，走到生命的尽头仍如此。
我说，我们这样侍候您，还不算吗？
母亲不再说话。她选择了在情人节悄然离去，我们只是她的儿女，不是她曾经寄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深情和厚望的伴侣。曾经，为了这种美丽的情感，母亲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毅然选择了脱离家庭，以至今生今世再也没能见到疼爱她的外祖父以及其他家人，孤独的母亲为自己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各种问题，羸弱的身躯担起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那份沉重，默默地承受了二十多年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母亲走的那一天，阳光明媚。
是不是忧郁的她豁然开朗？是不是她要告诉我们，她已经摆脱了人生的一切烦恼和痛苦？不知那阳光明媚意味着什么。只是好几个月，我都不敢、不愿看见那样明媚的阳光。阳光下，我的眼里总是蓄满了泪水。
曾以为，作为子女，我在母亲的病榻前尽孝堪称最好。母亲长期便秘，病重卧床后更是无力解大便，第一次是医生让我帮她把大便抠出来的，那以后就成了我照顾她的必须工作之一。熟人们夸赞：这样的举止在当今已属凤毛麟角。被感叹赞叹包围的我飘飘然了，也把自己定位在于凤毛麟角之中……母亲去了，我才痛彻骨髓地发现，其实是母亲长期忍受我的坏脾气，宽容我的不耐烦，母亲用她的善良，包容了我的一切过错。我多么想一切能够从头再来，可“子欲孝而亲不待”，母亲再也回不来了……后悔了千百次，忏悔了千百次，天国里的母亲她会知道吗？她会原谅我吗？
母亲的一生坎坷不平；母亲的一生郁郁寡欢；母亲的一生忍辱负重，或许，她的一生还太普通，太没有“成就”，在大学工作了一辈子，连个副教授的职称也没评上，她似乎永远是一个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埋头工作、毫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但在我们心中，母亲站得很高。对于那些曾经暗中伤害过她，或当面侮辱过她的人，她从来没有过怨恨，更没有设法报复；她兢兢业业地工作，从来没有计较过报酬和得失。是这样的母亲，把我们培育成了善良的人，虽然，按照社会的一般标准，我们也没有成什么“大器”，但我们想，母亲泉下有知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07
母亲火化后那半个月左右，发生了一些按常规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们姊妹仨商量，决不把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殡仪馆那些冷冰冰骨灰架狭小的格子里，我们要让她回到家里，永远和我们守候在一起。
她的骨灰安放在预先设置好的灵位上。
母亲的灵位设在客厅靠窗户的地方。与灵位同一边靠墙放着一张三人座木沙发，哥哥在为母亲举丧的那些日子，就睡在这张木沙发上，天天晚上陪着母亲。木沙发比较窄，刚好能平放下一个人的身体，像他这样一米七几的个子，腿不能自由伸直，加上那些日子精神高度紧张，晚上基本上睡不好觉，总是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我们带着母亲的骨灰回到家的那天晚上，他恍惚中觉得有一股轻柔的风从脚底慢慢拂向面孔。他是头朝着窗户脚对着墙睡的，晚上窗户没有完全关闭，如果有风的话也应该是从头往脚下吹。哥哥叙说他当时并没有完全醒来，但脑子里却非常清晰地出现了一个念头：母亲来了。是母亲在轻轻地抚摸他的身体，这股轻柔的风和母亲生前的习惯是一样的。
当年哥哥寒暑假在珠海，由于家里人多，就总是带着儿子和母亲睡一张大床。每天晚上，在他处于这种迷迷糊糊状态的时候，母亲都要起来摸摸索索地给他牵拉被子，把有意无意露在外边的脚或背轻轻地盖上。母亲可能以为哥哥睡着了，其实每次他都是知道的。有时哥哥转过身或撑起头来看她，她就很过意不去地小声说，对不起。她并不知道，绝大多数这样的时候哥哥都没有完全入睡，母亲的一举一动，烙印一般。那天晚上从脚到头轻轻抚摸他的微风，恰如母亲往日给他牵拉被子的手，他太熟悉了。
“头七”那天，我们姊妹几个(包括我先生)坐在客厅里母亲的灵位前说话。民间的传统说法：头七这一天，家里去世的人魂魄要回来，在去阴间之前和自己的家人告别。按老规矩，这天晚上家里人要守在灵前。老话还说，如果在地上撒一层炉灰，第二天可以看到炉灰上印着陪伴亡人魂魄一起回来的鸡脚神留下的鸡脚爪印。我们并不相信有什么鸡脚神，只是大家内心的伤痛尚剧，谁也不能在往常睡觉的时间倒床就睡。哥哥自从2月13日晚上通过电话最后跟母亲说了几句话以后，已经整整七天没有安安稳稳睡过觉了，这一天依然精神亢奋，一点睡意也没有。
母亲的灵位前放了一只小香炉，从母亲的骨灰安放之后一直没有断过焚香，香炉里插满了香燃尽后剩下的小木签。这天晚上的十二点左右，我又一次准备给母亲续香时，看见之前点的香竟然从下边往上燃起来了。听到我的惊讶声，大家都围了过来，仔细一看，香炉里插着的那些细木签全都在自下而上地阴燃，不一会儿就全部跟香一样化成了灰。再往香炉里上香，立即又从下边开始阴燃。扒开香炉灰，只见炉灰的中央是一团暗红的火，再也不能续插了。当时，我们所有人脑子里出现的念头完全相同：这是善良的母亲心疼我们这样彻夜不眠地守着她，所以特地将整个香炉变成一团火，让我们一时无法继续上香，只能去睡觉。
母亲“二七”那一天，发生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早上六点半左右，我因为要上班起得早。起床后我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激动得大叫：“妈妈回来了！”哥哥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显然不可能是我在屋子里什么地方看见了母亲的身影。我把放在桌上的小闹钟递给他：看，钟倒着走了!闹钟的秒针正嘀嗒嘀嗒朝着反时针的方向前行。哥哥把闹钟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一阵，又用劲摇摇，秒针依然固执地向着反时针方向移动。我把钟拿去母亲生前住的房间，放在她的遗像旁边，打算观察一下钟这样反着走要走到什么时候。之后一整天，我们谁也没有再碰一下闹钟。到下午六点，哥哥把闹钟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放回原位。轻轻的一拿一放，再看，秒针已经回过头按正常方向移动了，早上他曾用力摇晃，都没能改变它的走向。
这三件看似互不相干的事情联系起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就出现了：风从脚下倒着向上吹；香从下边倒着往上燃；时钟的秒针向反时针方向倒着走，实际上标明的是一回事，它们都有一个“到（倒）”字。确实是母亲回来了，只是她无法让我们看见她，无法和我们对话，无法用我们这个世界的常规方式告知我们。这一切并不是我们因思念母亲而产生的幻觉，连续发生的看似反常的现象让我们确信，冥冥之中，母亲的灵魂依然和我们在一起，时时刻刻在慈爱地关注着我们。
1990年代，电视剧“渴望”播出，万人空巷，这部电视剧也是我母亲的最爱。在我记忆里不喜唱歌的她，不但完全记住了主题曲歌词，还把歌词写在红色纸条上，粘贴在相册里：“故事不多，宛若平常一段歌”，这是母亲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母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一段最普通最平常几乎无人知晓的歌，是我们心中永远回响的旋律。
母亲生前常常念叨，我们姊妹仨关系和睦互相关爱，能倾情相助不求回报，是她一生最大的安慰。我们约定，来世，我们姊妹仨一个不少，仍然做她的儿女。
1990年代母亲和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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